建国初，毛主席与一位女性的珍贵合影，对方气质不凡，她是谁？
1945年秋天重庆谈判期间，毛主席在一张照片中侧身微笑，旁边站着一位短发女性，目光沉稳，手中握着笔。她就是龚澎。许多年后，这张照片依然会被观众反复辨认，而她已经在新中国外交的史册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1970年9月20日凌晨，五十六岁的龚澎在北京病逝。追悼会上，周恩来缓步走到前方，几度停顿后才说出：“她是外交战线难得的人才。”
龚澎1914年生于安徽合肥。父亲龚镇洲是辛亥革命将领，母亲徐文与黄兴家族有亲。躲避袁世凯缉捕时，一家人渡海去了日本，她在横滨的生活里第一次触碰到了语言的边界。回国后进入上海圣玛丽亚女中，英文和西方文学占了课表的大半。1933年，她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。
北平的冬天早早把时局冻得很紧。1935年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中，她挤出人群，站上临时搭的讲台，迎着朔风讲了很久，嗓子失声也不退。军警赶来时，她被同伴拽进胡同深处，蹲在灶台后面听见靴声由远及近，心里那一股热却越压越烫。不久后，她递交了入党申请，并把自己名字里的一个“澎”字单独留下，取“澎湃”的意思。
1936年夏，还在燕京读书的龚澎已经开始默默充当美国记者斯诺的秘密助手。她帮他安排前往陕北的联络，又把斯诺采访后留下的大量笔记缝进衣缝，冒险带出北平。这些资料后来成就了向西方打开根据地面貌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。
1938年春天，她自己也背着铺盖卷到了延安。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的课程一结束，她被调往八路军总部做翻译。
窑洞里油灯如豆，她把《论持久战》的段落一句句口译给外国记者，又想方设法找来油印机，把秧歌剧剧本缩印成英文小册，一册一册塞进寄往海外的邮包。对根据地几乎完全隔膜的外界，由此才有了一线可窥的窗。也是在这里，她遇见了留德归来的刘文华，两人很快结婚。
谁料1942年突围期间，刘文华因急性盲肠炎在太行山去世，年仅二十九岁。那一夜，她攥着电报独坐窑洞，第二天鬓边多了几缕白，却仍按时坐到了翻译桌前。
1940年调往重庆南方局后，她面对的是一座被新闻管制裹得严严实实的山城。她拎着鼓囊囊的公文包，一次又一次敲开外国记者的房门。皖南事变爆发，她连夜把周恩来的题词印成中英文传单，亲手递给路透社、美联社的驻站人员，国民党构筑的信息封锁线就这样被撕开豁口。
1944年，又是在她的层层协调下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终于成行，外国媒体第一次大规模进入延安，向世界发回大量实地报道。
1943年深秋，她和乔冠华在曾家岩一间小楼里结婚。两人因文章结缘，为一句措辞争论不休，争着争着，默契就生了出来。抗战胜利后，毛主席到重庆谈判，需要一名能在现场即时翻译又能应对中外记者的译员，龚澎被安排站在他的左侧。那张后来被反复展示的照片，正是在这样的场景中定格。
1946年，夫妇俩被派往香港，创办英文刊物《中国文摘》。龚澎常常泡一壶茶，向工商界和文化界的朋友讲起上海弄堂里的邻里纠葛，再慢慢带出国共关系的复杂面貌。茶香氤氲之间，许多持有中立甚至疑虑态度的海外舆论，不知不觉走到了分水岭的另一边。
1949年10月1日，她在观礼台上望着五星红旗升起。典礼结束后不久，周恩来把建立新中国新闻发布制度的任务交到她手上。外交部新闻司就此诞生，她成为首任司长，也是当时部长助理中唯一的女性。
1949年11月，她主持了外交部第一场新闻发布会，面对接连击来的提问，始终条理清晰，语气里带着镇定自若的暖意。
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，她担任中国代表团发言人。台下有记者设下诱导式的发问，她不做纠缠，只平静地回应，任何主权国家都不会把待决案件拿来多边作秀。一句四两拨千斤的话，让外电给她扣了个“日内瓦最优雅的铁嘴”的称号。
1963年底，她随周恩来出访亚非欧十四国。在阿尔及利亚，一家电视台提出天价的采访收费，她用法语提醒对方，全世界都在转播总理的画面，如果贵台缺席，损失的只能是自己的观众。电视台当晚便免费直播了全部采访。
从横滨课堂的假名，到延安窑洞的煤油灯，再到香港的编辑部，她被不断从一个战场调往另一个战场。长期的高强度，终究在1970年初秋压垮了她——连续会议后突发脑溢血，旋即昏迷，再也没有醒来。
多年以后，展柜前仍会有人在那张泛黄的合影前驻足。他们端详着短发女性温润而笃定的眉眼，想象她如何一次又一次，在历史的夹缝中把声音递了出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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